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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第九十八章王建：从穷小子到“张王乐府”，(第1/2页)

　　安史之乱后的颍川（今河南许昌），到处是断墙残垣。有户姓王的人家，住在城郊的破屋里，屋顶漏雨，墙根透风，家里连块完整的门板都没有。

　　每到傍晚，就会有个半大孩子，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，就着邻居家透过来的油灯光，捧着本卷边的《诗经》啃——这孩子就是王建，后来和张籍并称“张王乐府”的诗人。那会儿没人知道他是谁，只知道是王家那个“爱读书的穷小子”。

　　颍川寒门：啃冷馍、借灯读，穷日子里长出的文学苗子

　　王建的苦，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。他出身“寒门庶族”，搁现在说就是“没背景的普通人家”，赶上安史之乱，家里的薄田被战火毁了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一个人拉扯他，日子过得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。

　　小时候的王建，最盼的不是过年，是邻居家办丧事——不是心狠，是办丧事会煮大锅饭，偶尔能蹭上半碗粥；最宝贝的东西，是一本借来的《诗经》，封面掉了，书页缺了角，他用麻线缝了又缝，走到哪带到哪。有次母亲病了，没钱抓药，他想把书卖了，抱着书在集市上蹲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没舍得——那是他唯一能看到“外面世界”的窗口。

　　他读书全靠“偷学”。村里有个老秀才，偶尔会教几个富家子弟读书，王建就趴在人家院墙外听，下雨了就躲在屋檐下，耳朵贴在墙上，生怕漏了一个字。老秀才见他可怜，又肯学，就偶尔把他叫进院里，教他认几个字，送他几张旧纸。王建把纸裁成小条，用炭灰兑水当墨，在上面练字，写满了就擦掉再写，一张纸能反复用十几次。

　　十几岁时，王建的诗就有点模样了。不是写风花雪月，是写身边的苦日子：邻居家的大婶因为交不起税，被差役拉走；村口的老王头，儿子死在战场上，连尸骨都没找回来。他写“桑柘废来犹纳税，田园荒后尚徵苗”，不是凭空想象，是天天看在眼里的真事。

　　母亲劝他：“读这些有啥用？不如学门手艺糊口。”王建没说话，把写满诗的纸，藏在枕头底下——他知道，对他这样的穷小子来说，读书写诗，是唯一能跳出寒门的路。

　　转机出在他十七八岁那年。他听说邻县有个学馆，管饭还不收学费，就揣着母亲连夜缝的粗布衣裳，走了三天路，找到了学馆。在这里，他遇上了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——张籍。

　　张籍比他大几岁，也是个穷书生，俩人一见如故。学馆的饭是稀粥配冷馍，菜只有腌萝卜，冬天冷得没法握笔，他们就挤在一张床上，裹着两床打补丁的被子，你念一句诗，我接一句评；没钱买纸，就一起捡别人扔的废纸，裁开了分着用；有次王建得了风寒，发烧咳嗽，张籍就半夜起来，帮他煎药，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厚棉袄盖在他身上。

　　那段日子苦得掉渣，却成了王建一辈子的念想。后来他写过一首《寄张籍》，里面说

　　“忆昔君初纳彩时，不言身属辽阳戍。

　　早知今日当别离，成君家计良为谁？”

　　字里行间全是当年一起啃冷馍、共患难的热乎劲儿。也就是在学馆里，王建真正开始“写诗”——不再是随手记身边事，而是学着用更凝练的语言，把寒门子弟的挣扎、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写出来。

　　他写《村居即事》：

　　“休看小字大书名，向日持经眼却明。

　　时过无心求富贵，身闲不梦见公卿。”

　　表面是说“我不稀罕富贵，也不想当大官”，其实是穷书生的无奈与自我慰藉——不是不想，是知道太难，不如先守着眼前的平静。谁也没想到，这首诗里的“淡泊”，没几年就被现实打破了——为了活下去，他不得不踏上一条更苦的路：从军。

　　边塞十三年：从颍川书生到军营幕僚，刀光剑影里写出的“士兵悲歌”

　　贞元十三年（797），王建二十岁。这年河南大旱，学馆断了粮，他不得不回家。看着母亲饿瘦的脸，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，他咬了咬牙——科举遥遥无期，种地养不活家，不如去从军。那会儿幽州节度使刘济在招幕僚，听说只要有点文化，就能混口饭吃，还能有点俸禄寄回家。

　　王建跟母亲辞行那天，天还没亮。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，切成小块包好，塞到他怀里，哭着说：“到了那边，别逞强，活着回来就好。”王建没敢回头，怕母亲看见他的眼泪，一路向北，走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到了幽州。

　　幽州的冬天，比颍川冷十倍。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，军营里的帐篷漏风，夜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王建是个书生，没学过打仗，只能做幕僚，帮着写文书、记军功。可就算是文书，也得跟着军队跑——今天扎营在山谷，明天转移到河边，有时候刚写完一份报告，敌军的箭就飞进了帐篷。

　　第一次见打仗，王建吓傻了。那天他跟着军队在边境巡逻，遇上敌军突袭，箭如雨下，士兵们惨叫着倒下，鲜血染红了雪地。

　　他躲在石头后面，浑身发抖，手里的笔都掉在了地上。晚上整理阵亡士兵名单时，他看着那些年轻的名字，想起离家时母亲的眼泪，突然明白：诗里写的“战争苦”，远不如眼前的刀光剑影来得真实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王建的笔变了。他不再写田园的平静，开始写边塞的残酷、士兵的痛苦。他的边塞诗，没有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豪情，只有“白骨露于野”的悲凉——因为他见过，所以写得扎心。

　　他写《渡辽水》：

　　“渡辽水，此去咸阳五千里。

　　来时父母知隔生，重著衣裳如送死。

　　亦有白骨归咸阳，营家各与题本乡。

　　身在应无回渡日，驻马相看辽水傍。”

　　想想那个场景：士兵们渡辽水去打仗，离家五千里，出发时父母就知道，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，所以给孩子多穿几件衣裳，像办丧事一样送他走；就算有幸把尸骨运回去，也是在墓碑上写个家乡的名字；更多的人，站在辽水边，望着家乡的方向，再也回不去。王建写这首诗时，手里握着的，可能就是某个阵亡士兵的家书——那些没寄出去的信，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。

　　他还写《凉州行》，骂边将的荒淫：

　　“凉州四边沙皓皓，汉家无人开旧道。

　　边头州县尽胡兵，将军别筑防秋城。

　　……驱我边人胡中去，散放牛羊食禾黍。去年中国养子孙，今著毡裘学胡语。”边将们只顾着自己享乐，不修边防，让胡兵占领了州县，还把老百姓赶到胡地，让他们学着说胡语、穿胡服。王建在诗里没喊“边将无能”，却用“去年养子孙，今著毡裘”的对比，把边将的罪责骂得明明白白。

　　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第九十八章王建：从穷小子到“张王乐府”，(第2/2页)

　　在幽州的十三年，王建从一个二十岁的书生，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。他的脸被风沙吹得粗糙，手因为常年握笔、写文书，磨出了厚茧，眼睛里也没了早年的青涩，多了几分沧桑。他寄回家的俸禄，让母亲的日子好过了些，可他自己，却常常在夜里失眠——他见过太多死亡，太多分离，太多苦难，这些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里，只能靠写诗来排解。

　　有次他跟着军队到了一个叫“蓟门”的地方，夜里睡不着，走出帐篷，看到月亮挂在天上，照在荒凉的边塞，突然想起了远在颍川的母亲，想起了学馆里的张籍。他掏出纸笔，借着月光写了首《蓟门行》：

　　“蓟门逢古老，独立思氛氲。

　　一身既零丁，头鬓白纷纷。

　　勋庸今已矣，不识霍将军。”

　　他觉得像个“古老”，在边塞待了这么久，功业没成，头发却白了，连当年崇拜的霍将军，也觉得遥远。

　　可也就是这十三年的边塞生活，把王建“磨”成了真正的诗人。他不再是那个只能写身边小事的寒门书生，而是能看透社会现实、为底层人说话的“写实诗人”。他见过士兵的苦，后来就能写百姓的苦；他见过边将的贪，后来就能写官吏的恶。这些经历，成了他后来创作“乐府诗”的家底——那些从刀光剑影里长出来的诗，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有力量。

　　贞元末年，刘济去世，幽州军镇大乱。王建看着军营里的厮杀，看着曾经一起共事的人互相残杀，觉得累了。他收拾好诗稿，辞了官，一路向南，回了颍川。

　　走的时候，他没带多少东西，只有一箱子写满诗的纸，还有一件张籍当年送他的厚棉袄——那件衣服，他穿了十三年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却一直没舍得扔。

　　回到颍川的那天，母亲拄着拐杖，在村口等他。看到他回来，母亲哭着摸他的脸：“瘦了，黑了，可总算回来了。”王建抱着母亲，也哭了——十三年的边塞生涯，他没掉过几次眼泪，可在母亲面前，所有的坚强都崩了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母亲做了他最爱吃的面条，放了点腊肉。王建一边吃，一边跟母亲说边塞的事，说他写的诗。母亲听不懂诗里的大道理，却笑着说：“能平安回来就好，能写诗就好。”王建看着母亲的笑脸，突然觉得，十三年的苦，值了——他不仅活着回来了，还把那些苦难，写成了能留下来的诗。

　　诗里的“人间烟火”：从边塞到市井，他的笔始终对着底层人

　　回到颍川后，王建歇了一段时间，又开始四处奔波——他还是想考科举，想当一个能为百姓做事的官。可科举之路对他这样的寒门子弟来说，依旧难走。他考了几次，都没中，直到四十多岁，才终于考中了进士，当了个小官。

　　可当官后的王建，没变。他没像别的官员那样摆架子，反而更关注底层人的生活。他的诗，也从边塞转向了市井，写卖炭的老人、织锦的农妇、守边疆的士兵，写他们的苦、他们的难、他们的希望。

　　他写《田家行》：

　　“男声欣欣女颜悦，人家不怨言语别。

　　五月虽热麦风清，檐头索索缲车鸣。

　　野蚕作茧人不取，叶间扑扑秋蛾生。

　　麦收上场绢在轴，的知输得官家足。

　　不望入口复上身，且免向城卖黄犊。

　　田家衣食无厚薄，不见县门身即乐。”

　　农民们五月忙着收麦、缫丝，看似“欣欣悦悦”，其实是怕交不够赋税，盼着“免向城卖黄犊”，能保住家里的牛就好。王建写的不是“农家乐”，是农民“敢怒不敢言”的无奈——不用去县衙交税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

　　他还写《织锦曲》：

　　“大女身为织锦户，名在县家供进簿。

　　长头起样呈作官，闻道官家中苦难。

　　回花侧叶与人别，唯恐秋天丝线干。

　　红缕葳蕤紫茸软，蝶飞参差花宛转。

　　一梭声尽重一梭，玉腕不停罗袖卷。

　　窗中夜久睡髻偏，横钗欲堕垂著肩。

　　合衣卧时参没后，停灯起在鸡鸣前。

　　一匹千金亦不卖，限日未成宫里怪。

　　锦江水涸贡转多，宫中尽著单丝罗。

　　莫言山积无尽日，百尺高楼一曲歌。”

　　织锦的女子，没日没夜地织锦，织好的锦“一匹千金不卖”，全要交给宫里，宫里还嫌不够，就算锦江水干了，还要多要。王建写的是织锦女的辛劳，也是对宫廷奢侈的无声批判。

　　这些诗，后来被人称为“乐府诗”，他和张籍的乐府诗，因为风格相近、都写写实，被并称“张王乐府”。有人说，王建的乐府诗“字字见血，句句见泪”，他却说：“我把看到的写下来而已。”他没忘记是寒门出身，没忘记边塞的苦，所以他的笔，始终对着那些像他早年一样挣扎的底层人。

　　晚年的王建，官越做越大，当了陕州司马、光州刺史，可他还是老样子——穿粗布衣裳，吃简单的饭，没事就写诗。他跟张籍还经常通信，互相寄诗，点评对方的作品。张籍写“家贫无易事，身病足闲时”，王建就回“自别青山归未得，羡君长听石门泉”，俩人还是当年学馆里的样子，头发都白了。

　　约830年，王建在任上去世，享年六十多岁。他去世后，家人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除了一箱子诗稿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——他当了一辈子官，没贪过一分钱，没置过一亩田，把所有的心思，都放在了写诗上。

　　后来有人把他的诗编成了《王司马集》，流传到现在。翻开这本书，你看不到“大诗人”的架子，只能看到一个从颍川寒门走出来的穷小子，一个在边塞摸爬滚打十三年的士兵，一个为底层人说话的官员——他把自己的苦难、别人的苦难，都写成了诗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空洞的道理，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
　　现在再读王建的诗，还是会被戳中——读《渡辽水》，会心疼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士兵；读《田家行》，会想起那些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；读《寄张籍》，会想起年轻时一起共患难的朋友。这就是王建的厉害——他写的不是“诗”，是“人”，是每个在苦难里挣扎，却依然想好好活下去的人。

　　他的人生，就像他写的诗一样，平凡却有力量。从颍川的穷小子，到边塞的幕僚，再到“张王乐府”的诗人，他没走什么捷径，一步一步，把苦难踩在脚下，把生活写进诗里。